近日无事,翻阅《太平广记》,发现了一则假孝子的故事:“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乌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闾。后讯,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饼于地,群乌争来食之。其后数如此,乌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
《广记》收录此文,无非是嘲笑郭纯沽名钓誉,于此之外,恐无他意。然而,就是这则笑料,却为后人留下了条件反射实验的一个早期案例。郭纯“实验”之动机也许好笑,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揭示了一个事实——“孝”与古代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
瞥一下中国史书,就会发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用说弓箭的前身——弹,起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也不用说司母戊鼎是因祭祀而造;就连在新航路开辟中居功至伟的指南针,其发明也与替祖先找墓穴有关。造纸术的发明也不例外, 民间是把纸当钱烧掉孝敬已故亲人的。
做“孝子”的冲动,也许会推动科技一时的进步,但从长远看,却不利于中国古代科技向现代科学的转换,更不利于新技术的引进。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采矿山的国家之一,其技术水平曾长期在世界领先。但到了近代,中国的矿业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个中原因非常复杂,“怕惊动祖先、坏了风水”的思想无疑是矿业发展的重要障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欧的采矿业比我国要晚得多,但其在近代的发展,却使“思想史增强威力而把实验变成自然科学”(马克思·韦伯语)。
再以铁路的引进为例。虽然李鸿章等人屡次进谏:修建铁路“在所不免”,“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但在“修铁路毁坏坟墓,‘妨碍风水重地’”的阻力下,近代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异常艰难,以至出现了“驴马拖载火车”的愚昧一幕。
在“孝为根本”的社会里,“孝悌之至”能“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的说教,未免夸大其词,但通过“举孝廉”进入仕途,获得爵禄,抱得“美人归”,则是看得见的实惠。董永的故事虽然是传说,但绝不是无中生有。
试想,在如此社会,有哪个郎不愿意做董永呢?人人效仿,现代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名心”从哪里来?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方士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太监郑和下西洋……,岂是“巧合”两字说得清的?
郭纯的“实验”虽早,但的他后人们并未能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这绝不是意外!(任小行)
《广记》收录此文,无非是嘲笑郭纯沽名钓誉,于此之外,恐无他意。然而,就是这则笑料,却为后人留下了条件反射实验的一个早期案例。郭纯“实验”之动机也许好笑,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揭示了一个事实——“孝”与古代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
瞥一下中国史书,就会发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用说弓箭的前身——弹,起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也不用说司母戊鼎是因祭祀而造;就连在新航路开辟中居功至伟的指南针,其发明也与替祖先找墓穴有关。造纸术的发明也不例外, 民间是把纸当钱烧掉孝敬已故亲人的。
做“孝子”的冲动,也许会推动科技一时的进步,但从长远看,却不利于中国古代科技向现代科学的转换,更不利于新技术的引进。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采矿山的国家之一,其技术水平曾长期在世界领先。但到了近代,中国的矿业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个中原因非常复杂,“怕惊动祖先、坏了风水”的思想无疑是矿业发展的重要障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欧的采矿业比我国要晚得多,但其在近代的发展,却使“思想史增强威力而把实验变成自然科学”(马克思·韦伯语)。
再以铁路的引进为例。虽然李鸿章等人屡次进谏:修建铁路“在所不免”,“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但在“修铁路毁坏坟墓,‘妨碍风水重地’”的阻力下,近代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异常艰难,以至出现了“驴马拖载火车”的愚昧一幕。
在“孝为根本”的社会里,“孝悌之至”能“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的说教,未免夸大其词,但通过“举孝廉”进入仕途,获得爵禄,抱得“美人归”,则是看得见的实惠。董永的故事虽然是传说,但绝不是无中生有。
试想,在如此社会,有哪个郎不愿意做董永呢?人人效仿,现代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名心”从哪里来?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方士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太监郑和下西洋……,岂是“巧合”两字说得清的?
郭纯的“实验”虽早,但的他后人们并未能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这绝不是意外!(任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