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人脉》，朱正著，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8月版
正如朱正先生在《鲁迅的人脉·后记》中所说,“我在书中，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别人的著作”，翻开目录，如《小人张凤举》篇名一样，很多地方确实是直斥媸姸，好恶毕现，书中类似这样对人对事不留情面的篇章还真不少。
虽然知道朱正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又是治史的，其言必有据，但在读朱正先生《鲁迅的人脉》的时候，还是捏了一把汗的，常常惴惴然。比如在《曹聚仁与鲁迅兄弟》一文后，有一附录，题目是《“史人”“妄人”曹聚仁》，尽管读了前面的文章，对曹聚仁《鲁迅评传》中的某些地方违背史实有所了解，但看见朱正先生标题上称曹聚仁为“史人”“妄人”，还是有点紧张，担心这是不是有些耸人听闻。
怀揣忐忑往下看，这篇小文章主要是从历史事实这个角度，评述曹聚仁《鲁迅评传》（以下简称《评传》）中的史实错误的硬伤：
1．《评传》中《年谱》1906年记有“是年，清廷宣布实行立宪”。朱正先生引《光绪朝东华录》指出，这一年是宣布预备立宪，“可见清廷开出的只是一纸远期兑付的支票，而曹聚仁却把它说成立即兑付的支票甚至是现钞了”。
2．《评传》中《年谱》1927年记有：“三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组织‘新月社’，《新月》月刊创刊。”朱先生说，新月社是1923年成立的，到1927年3月早已星散，至于《新月》月刊，那是1928年3月才创刊，这里是罔顾史实，生生把两件完全不在这个年月发生的事凑在了一起。
3．《评传》中《年谱》1931年记有：“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四中全会，批判李立三路线，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方向。”朱先生说，这几句话表明了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往下一读，发现朱先生所说确实不虚。
关于《评传》中《年谱》中的问题，这里就不再罗列，朱先生虽然措辞比较严厉，但言之凿凿，确实让人信服。关于《评传》的正文，又有哪些与史实不符呢？略一翻阅，朱先生至少指出了十余处，趁着余兴，可以约略列举一下。
1．关于鲁迅的祖父介孚公在金溪知县任上闹别扭和考取内阁中书的史实，并不是如曹聚仁所说的那样，据朱先生考证是被参劾而不是闹别扭，做内阁中书不是考取的，而是循例捐来的。曹聚仁在文中只是照抄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不加分辨，所以以讹传讹。关于鲁迅祖父的科场行贿一事，所述也与史实出入很大。
2．《评传》中说鲁迅父亲病了一年，死时37岁。朱先生援引资料，指出根据资料所载，鲁迅父亲至少病了两年左右，并非如曹聚仁所说的一年。
3．《评传》说鲁迅在仙台的医学成绩是“非常之好，好到藤野先生把传他一家之学的希望存在鲁迅身上，好到仙台医专的同学对他妒忌，以为他独得藤野先生的照顾”，朱先生拿出了鲁迅的成绩单来说明，解剖学59.3分，组织72.7分，生理63.3分，伦理83分，德文60分，物理60分，化学60分，鲁迅在142名学生中排在68位，充其量是中等成绩，而曹聚仁说鲁迅成绩非常之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不是史家之笔墨。
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关于鲁迅参与《越铎日报》创刊的事，关于绍兴光复的史实，关于鲁迅在厦门的史实，以及鲁迅与左联成立的有关史实，等等，书中都一一引经据典，指出了谬误，说明“史人”并不是掌握史实来说话的。
朱正先生说，他也看出了《评传》中的有一段是写给胡适看的，是曹聚仁想对胡适做统战工作。为什么敢说自己看出其中有一段是写给胡适看的呢？因为朱正先生说他掌握了一份过硬的史料。这份过硬的史料是什么？原来是胡适的日记。胡适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说：“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这里不去讨论胡适之的日记和那段统战史料，朱先生说，单就《评传》的水准如此之低和自视又如此之高，曹聚仁被胡适之称为“妄人”可谓当之无愧的。
朱正先生在书中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别人，我认为这不是苛责前人，而是在求真求实，书中匡正错误，有过硬的史实作证据；再下断语，有自己的考证作为依据。虽然有所针砭，不留情面，读时心情如上了一趟过山车，但最后是安全着陆，为作者过硬的史实所叹服。(余佐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