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条旧路来走的熊培云

    现在这个时代，连自问一句“我为什么要写作？”都叫人觉得奢侈。看熊培云谈他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历程——这在他的新书《自由在高处》中极为少见地占了不少篇幅，——很是使人心生感慨。冷静观察熊培云的观点为什么近年来会在内地青年中引起广泛的共鸣，或许是因为现在中国社会的无数机关齿轮夹缝里喘息着大面积的、亟待从体制化的寄生生活中“救出自己”的人群。他们每天都梦想着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每天也都要说服自己，绵软于出走后不可测的人生境遇。可以坦白说，如果希望社会有所改变，或者说唤醒社会沉睡已久的力量，必先给人们出路，可以使他们能上路。人们或许会说，个人的选择很重要，这真是一句真理，因为现在只有个人惨痛的选择可以救出他自己，谁会注意到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熊培云曾经说，他当年是把在北京买房的薪水做了在法国留学的学费和宿费。在那个大都市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意味着自己和这座城交换了内心的确认和接纳，是无数同龄人梦寐以求的个人史标志性事件；在异国他乡留学，面临的是陌生的生活、文化和世界，还有学成归国后的渺渺未知，熊培云做了选择。我们都是这样，选择了，然后说服自己。有人过着别人的生活，有的人过起了自己觉得“不坏”的生活。
　　人们往往以为，当今在一线媒体活跃着的时评作者，评论家，每天在平面媒体上发布着簇新的理论和荡漾着文明风气的观点，必定是引领时尚、着装华丽、衣食无忧的潮头人群。但其实你看熊培云的路，他并非新世界之人，他走的，其实是一条传统的路。他正像是他那些八十年前的前辈那样，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短期在体制内谋生，然后负笈海外，不停思考和接受观念和知识上的输入，接着回国，沉潜之后开始借助文字向公众输出自己的思想成果。这一条人生轨迹看似寻常，但我们知道，那些遵循这样轨迹的一代前人，曾经长期致力于思考国民和社会的出路，比较了东渐之西风在中土的实用性和适应性，曾经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靠着批评介入公众，伴随着争鸣和争议，促成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思潮，那是一场胡适所说的深刻影响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
　　社会娱乐化，资讯焦虑，公共事务管理者的长期缺位，社会文明的脚步迟缓，熊培云这部时评集谈到的问题对于今天迷失在传统传媒面前的人们来说，并不新鲜，他的观点往往都是对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时评和对的观点人们都早已熟视无睹，人们的麻木源于事情从来没有变化。日光之下无新事，日久年深，把曾经乐意思考的读者变成了肥皂剧娱乐产品的买家。笔者坦诚自己是其中一员，而且也比较介意这种熊培云式的“洗脑”，会对自己的独立思考产生影响。但是我却不吝于高调赞美“时评”或曰“评论”这种写作的载体，因为这本身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绝难忘情于它曾经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私人生活史上的优良传统，那些今天出版《全集》的前辈读书人在深夜的灯下赶稿的情形，带给我们数不清的美好回忆和激情；更使人欣慰的是，今天这种写作和生活的载体，仍然养育了新一代不停思考的知识人，它带来的经济支持和反馈平台，使那些年轻的思想者得以获得持续思考和写作的动力，而这思考和写作，也将持续影响社会普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更多时候，时评写作本身所具有的行为意义，往往超越了所评论的具体问题。读熊培云的时评，就往往使人更多地注意到这种写作本身的意义，想起这样的写作能长此以往我们应该感谢谁。
　　谈起《重新发现社会》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自由在高处》，熊培云解释说：“和《重新发现社会》的一点缺憾有关，该书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对个人自由涉及较少。事实上，相较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地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这也是我至今对文学保留了些兴趣的原因。更准确地说，我思维的乐趣与激情，更在于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性与心灵的关注，对人类普遍的不自由状态的关注，而非直接切入国家与社会等宏大叙事。”与《重新发现社会》着力打造成体系的理论建构相比，这本时评集，确实更注意“个人如何面对社会”，更贴近个人的接受和反馈，也更关心个人的权利是否在持续丧失中钝化。被体制绑架，同样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熊培云所有这些看似理性的文字中，无时无刻不充满了他想“捞人”的激情。现今，离开体制不知道自己向何处去的人越来越多，成年人社会在被体制豢养经年之后越来越故作幼稚。在这种局面下，看得出来，熊培云在思考他所期许的由下而上，激发社会层面所蕴含的生命力推动一个离文明渐行渐近的时代，同时也注意到个人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未来，“个人”的社会属性不再被“集体”所遮蔽，将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人们所熟知的熊培云，始终认为社会的历史既然比国家古老，那么其原生的力量足使人敬畏。必须依靠个人思想和生活的自由，来激发今天它所有的压抑。书籍、电影和游历成为他吸收思想来源的途径，写作成为他输出观念的介质。基于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他倡导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有一种“诙谐”的气氛。能不能“诙谐”，背后是心态问题。《重新发现社会》出版之后，笔者见到对这本书的一些批评，有些批评认为“发现社会”理论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涉及到西方价值概念也需要澄清，批评者最好的矛往往是“现实同理想”的迥异。或许，社会也应该多给今天愿意做启蒙者的人一些“诙谐”，这也是心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