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功,1972年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审，长期从事图书策划、编辑工作。文章散见于《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东方文化》、《博览群书》、《随笔》、《杂文选刊》、《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商报》等。
□ 江西南昌/萧 轶
曾经在一次聊天中，和江西省社科院的老师谈起大学的生活，我对他说，我很想写篇文章说说我和张国功的那些事儿，名字叫做《兄门四年记》。一目了然，这是借用了罗尔纲先生的《师门五年记》。
在《师门五年记》一书中，罗尔纲不过一抄写员而已，地位低微。加之罗尔纲乃一既敏感而又褊狭之人，胡适之先生门庭往往名流满座，不免让罗尔纲起卑微之感。有幸的是，胡适之先生对罗尔纲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每每于名流人士前，不忘引介罗尔纲，“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青年人”，使他不至于“太自惭渺小”。罗尔纲在书中如此写道：“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这样一位“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指导着罗尔纲的学习，关怀着罗尔纲的生活，想必谁读来都羡慕至极。
幸运的是，在大学初始，因在南昌读书的缘故，我与张国功同一城市，故而获益颇多。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都获得亲身请益的机会，获得过胡适之待罗尔纲那般待遇。他的书房，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至今想起来，也不知为其整理书房多少次了。众所周知，整理书房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事。有时因整理书房整理得烦了，还会怨恨几句。而他总是拿罗尔纲帮胡适整理书房，整理出一个学问家的典故来化解，让我继续整理下去。书房整理多了，差不多他有什么书，哪本书摆放在哪个地方，我都能一一道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接触了很多自己未曾阅读或未曾见过的书籍，也让自己在潜移默化中对书籍和学问有了些许感触，买书也不再那么盲目了。最主要的是，让我慢慢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好书。这些书籍，以人文、思想、社科类为主。当然，受其影响，自己的兴趣也更倾向于民国史，包括民国知识份子心灵史、民国出版史、民国学术史等。
与市面不同的是，张国功的藏书显得不那么市侩化，不同于其他人的藏书那般喧闹与浮躁。这也对我有着“润物细无声”之帮助。一般说来，时下的民国史研究和解读，有着一种不太健康的习气，便是往往津津乐道于几位民国范儿的逸闻趣事，而无法真正渗入他们的着作和人生去解读。这种趣味化的阅读，除去本身是一种误读之外，也在不知不觉中遮蔽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另外，由于大陆那种压抑的社会状态，让有些人在解读民国史或民国范儿的时候，往往将民国不断神话，将民国范儿抬上神坛，一味地将民国历史放在自己预设的意识形态中去叙述和解读，甚至针尖对麦芒般地以民国史研究去对抗当下的时政。波普尔说，历史本身没有意义。既然历史本身没有意义，那么使其变得极具意义的方式，便是解读者对历史附加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往往在无意识之间便渗入了历史的解读之中。相信谁也不能否认，只是程度的大小而已。
而如同平日张国功指导我看书一样，对于趣味性的读物，他一再让我别过度沉迷。他自己的文字，总是做到有理有据，正如胡适之先生说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他在文章中提及的人物的日记、书信和年谱等，至少从这点看来就显得比趣味性文章要谨慎得多了，不至于因为一则传闻而下结论，或在下结论之前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谢泳先生在《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如此写道：“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谢泳先生这里说的是过去的教授，其实何止是教授！套用一下谢泳先生那段话：说到过去的知识份子，我们年轻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少豪英！无论是中研院那些时代巨子，还是出版报业界的民国范儿们，在载浮载沉、潮涨潮落的时代涡流中，他们一面在连绵战祸的内忧外患中承受着长期阵痛，一面在崖岸壁立的骇浪怒涛中奋发勇为，担当起一份作为国民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同时，随着历史的革鼎，经历过风雨苍黄的知识份子，在风陵渡口的惊涛拍岸声中，逐渐湮灭在历史的尘烟里。
历史早已随风而散，可为何世世代代都有必要重新去发现历史、阅读历史、观察历史和审视历史呢？在《南齐书·序言》中，曾巩说：“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如果说书写历史是胜利者的特权，那么，成功地重新书写历史也是胜利者的特权。故而，曾巩又曰：“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伟德非常之绩，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之。”所以，光靠胜利者的历史，显然是非理性之行为。故而，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甄别历史的能力，都要对历史有着良好的观察和审视心态。一位好的历史观察者或审视者，也正如曾巩所言：“古之所论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傅国涌先生一直致力于在尘封的中国近现代史料中勤奋爬梳，用笔底波澜的文字钩沉历史的尘烟，追寻失去的传统。他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人缺乏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缺乏道德的坚守，不缺少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其他国度或其他民族，用宗教提供的一切，在我们这里是由历史提供的。换言之，当人家求助于宗教的时候，我们只有历史”。确实如此，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东方》杂志总编辑钟沛章先生就说过：“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路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厄、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中华传统的精神版图中，和其他国度一样，没有末日审判，而有历史审视。今天，要重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完全可以试着从历史的教训中去获取殷鉴。观史之兴衰荣辱，可省今世之策。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审视中，我们可以更好地取舍进退，可以更好地善己强国，可以更好地在当下这个转型社会擎起时代的火炬，去让我们这个国度变得比我们出生时更加美好。哪怕只有一点一滴的前进，也是对一个时代的贡献。至少，在时代的步伐里，我们没有阻碍社会的潮流，没有给时代的发展拖后腿。
张国功先生被傅国涌先生称之为“神交”，这必然有其内在的学识在的。如此书中，里面的很多篇幅都在大陆的学界得到很高的赞赏。《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以首篇的地位入选为2005年年度随笔，且被某中学校长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篇目，在全校学生面前逐字逐句地诵读；《长沟流月去无声——旧年<大公报>人的命运感慨》一文，在谷林先生的《书简三叠》中重点推荐；《思想的关联：在一家民间报馆与一所教会大学之间》被收录于《逝去的大学》一书……
抚今追昔，长沟流月去无声。此书如何，我也不敢多言。是好是坏，读者自有定断。只是，读毕书中的所有篇目，我不禁掩卷沉思：花落春仍在？（本文为张国功著《长沟流月去无声——重温民国人与事》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