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岛/柳已青
年是中国人的生活时刻表，是千载而下的传统文化基因，是国人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期盼与守望。当农历的节气表被历史冷落，公历的日子在时间上一统江湖；当无数的人们抛弃了土地，像潮水一样涌进城市；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庇护精神的家园，失去了童年过年的快乐。是乡愁，文化的乡愁，缭绕在没有庭院的高楼，促使郭文斌写下《农历》，从元宵节开始，到“上九”结束，正好是一“年”的循环。周而复始，岁月轮回，孩子们看到“福在大地已生根”。
小说以西北一家普通的农户为主人公，一对老夫老妻，守着几亩田，过着平常日子。可这平常日子中国节中，浸润国人生活的文化根基。大儿子分家另过，大闺女也出嫁了，膝下还有一个女孩儿，叫五月，小些的是个男孩儿，叫六月，都在天真的年龄，爱问“爹”“为什么”，无意中问到人生、世相、天地中的问题，如神来之笔，这些活泼、实在的天然之问，有天意。
乡村生活，那种宁静、安详的日子，在作家的笔下，充溢着浓浓的农历节日的气息。过年，可谓农历诸节日的华彩乐章。郭文斌以小说家的敏锐触觉，在喧嚣的世界，捕捉到“过年”的内涵。那个“过”，有点像闲，让你觉得它非常的紧张，是非闲；是静，但你又觉得它非常的热烈，是非静；是温暖，但你又觉得它非常的清凉，是非温暖。那是什么呢？是和祝福同在，那种被称作“年”的东西，让人感到逍遥，让人感到静好，这种静好，大概和神同在有关。“神像一个过滤器一样把平时浮泛在我们心海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过’掉了，让你的心里的水还原到当初的纯净”。
小说中五月六月姐弟过年，其实是无数代人儿时关于春节的温暖回忆。小说将写对联、剪窗花、上祖坟、穿新衣、放鞭炮、拜大年、迎喜神等过年风俗，写得温情而充满诗意。在孩子的眼中，年是快乐之源泉，希望之开端，六月说，“我就像过年一样甜”。剪窗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年俗：“天上下雪花，我们简窗花……当剪刀在三色纸上噌噌噌地剪过时，六月突然觉得，年是一朵花，已经在他和五月的手上开放了。”上祖坟，是乡村过年的一种神圣的仪式：“爹在爷爷的脚下跪了。太阳懒懒地照着，让坟院有一种特别的温暖，既像梦，又像家。”五月六月和“爹”关于年节的对话，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既有质朴的哲学，又有浪漫的童趣。
郭文斌笔下的年，将读者带回乡村，脚踏实地，而又心生欢喜，那种欢喜，是心理的自得与精神的圆满，窥得了天地人运转的规律，勘破了生生世世的岁月轮回，生发出心灵有所皈依的人生智慧。当然，这智慧是朴素的，单纯的，如同大地上的庄稼，好似满地鞭炮的红纸屑，空中微微的火药味。
农历中的年节是农耕文明的标志，传统的文化与伦理的秩序渗透其中，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对传统节日的诗意发掘，对人类童年的深情回望，《农历》呈现出的田园牧歌式的吉祥与花朵，无疑是一曲挽歌，温婉动人。当郭文斌带着他的有关大年的文字在键盘上行走时，“我没想到，它会把我的伤心打翻，把我的泪水带出来”。我觉得小说中的五月六月，这一对小儿女，像沈从文《边城》中翠翠。翠翠处于一种听天由命的和谐之中，但宁静与平衡已经被打破，凋零的美与爱，像落花流水而去。五月六月在作家构筑的《农历》中，会找到永恒吗。如今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对乡村过年是隔膜的，在他们的世界，是KFC，是哈利·波特，是网络游戏。养育了一代一代人们的土地，不断地被征收；生活了一代一代人的庭院，不断被拆迁。我读《农历》，返回童年，返回故乡，获得内心纯美的静谧与安宁，可是走出小说，却感到莫名的焦虑。
郭文斌以抢救的姿态，为中国农历节日作传，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潜流。中国的节日，关乎土地，关乎天运，关乎心灵，关乎哲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互相渗透，在节日中也得到体现。我觉得《农历》的文本，收录了西北流传了千年的戏文和唱词，是民俗文化的样本。其实，这样原生态的年俗中，会发现佛教渗透与传播的证据。比如《中元》一章即是现实叙事与传统皮影戏《目连救母》的交叉，《目连救母》几乎是全本，因为它是传统敬畏文化的典型象征，所以很好地解释了六月有关“孝”、天、地、人、地狱、报应、轮回等等许多的疑惑。比如《腊八》一章，“如果佛在我们心里，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庙？一座会走路的庙”。
郭文斌笔下的《农历》正因为有了民间传说、节日风俗、文艺戏曲、方言俚语，“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大地上的事，无非花朵与根基，庄户与土地。《农历》之中，有我们感情的寄托，有我们的文化源泉，触到了根，不再焦虑，安心，欢喜。（《农历》，郭文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