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长葛调查” （三）

    二、定谳放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此推动工作，见效自然很快，恶果却是灾难性的。   
    还是在1961年4月11日这天，赵宪章和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的面，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
    1959年、1960年，和尚桥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残11人、打伤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现在，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上边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眼下，无论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
    习仲勋让秘书张云记下几个“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
    他心情沉重，回到住处，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所谓政治犯，情况属实吗？
    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北京，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整天放卫星、创号外，硬逼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第二个人就报400斤，甚至浮夸到一两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亩产就吹到了11117斤。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谁说得早，谁倒霉呀！
    “这情况，你们县委第一书记不清楚？”习仲勋追问。
    张继增说：“书记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视察时，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亩产吹到1500斤，争取2000斤。毛主席当时莞尔一笑，问：‘会打那么多吗？拿到手里才算数！’他声称，秋后还要到北京向主席报喜哩。那玉米亩产11117斤的数字，就是他让上报省里、上报中央的。”
    习仲勋说：原来他就是全国粮食产量浮夸冠军呀！他可给长葛人民群众闯了大祸，怪不得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监狱调查去。
    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带着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前往监狱调查，并看望这些蒙冤之人。
    他发现：刘毛已冤死狱中，冯海成已被内定为死刑。
    习仲勋找来冯海成等人详细询问，秘书张云作了记录。
    回到县委，习仲勋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
    冯海成目前已经去世，其子冯文献向大河报记者追述了父亲被释放后的一件小事。
    4月16日，冯海成等100多名干部群众被释放。
    回到家，冯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监狱里向他了解情况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当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县城面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
    冯海成来到县委大院，说想见见习仲勋。
    县委通信员一听，将声音抬得很高，质问：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能见？他不在，你还是回去吧！
    冯海成很泄气，走了。
    与此同时，习仲勋从办公室快步赶了出来，问通信员谁在找他，要他赶快把人给追回来。
    冯海成一见习仲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道：“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冯海成也会像刘毛一样，冤死在监狱里！”
    习仲勋搀起冯海成，说：既然给你平反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三、无颜吃农家的饭

    作为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在当地，张继增是配合习仲勋长葛调查的主要人物。记者提出想采访这位80多岁的老人，熟悉他的刘水柱等老人劝记者不要惊动张老：他数度住院，怕他一激动出现什么意外。
    张继增多次口述这段历史，靳全州、李文秀、晁保欣等都做过很好的记录整理。记者辗转长葛，找到散居诸地的靳全州等诸位先生。一幕幕习仲勋长葛调查的影像，活生生地再现眼前——
    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率工作组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
    张继增向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力等介绍了中央工作组成员，说：今天到咱这儿，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还要亲眼看看粮仓。
    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
    但是，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
    习仲勋让张大力打开囤子看看，张大力显得非常难为情。
    于是，习仲勋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里还是到处都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呀，连种子都顾不住呀。可吹产量呀，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呀，只好造假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这些还是不说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呀。”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开口：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看我们这里的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但是，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了，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呢。
    习仲勋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回事？”
    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
    双方谈得很晚，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