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葛调查
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泽东主席先后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或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一些“左”倾错误。
问题是，此时，河南尽管“冒进”了，恶果却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是时，我国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吹牛也是要报税的。
吃了苦头后，基层干群就不想再放“卫星”了。
于是乎，1959年，河南开始“反右反瞒产”——基层干部说没产那么多粮食，就打你、吊你、斗你……如此这般，村村家家的粮食都被征购了。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是承续两次郑州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不料想，因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风云骤变，彭德怀等一下子成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从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走向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河南“反右反瞒产”火上再添汽油。
一场悲剧，就此降临中原。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北京。
1960年初，习仲勋副总理接到卫生部和内务部反映的情况后，不顾庐山会议掀起的全国“反右倾运动”，冒着被打倒的极大风险，立即、如实地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
中央震动。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
带着一系列问题，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命，率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12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典型的长葛，展开蹲点调查。
习仲勋一行来到长葛，当天就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4月11日，习仲勋带领曾一凡、侯亢和秘书张云，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几里路，来到宗寨大队。时任党支部书记赵宪章、副书记刘水柱等，将习仲勋一行接进村子。
起初，调查很不顺利。
在赵宪章家，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儿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
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不仅宗寨大队如此，全县都是这个样。
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
民房烧木料
……
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