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最热闹的，就是到了文攻武卫的那个时期。响应XXX的号召，在厂子里开完誓师大会，一些年轻的造反派们，就开着大卡车，穿着一样颜色的整整齐齐的工作服，戴着柳条帽，扎上红袖章，扛着木棍子，热热闹闹地就出发了，好像是要到山东省革委会，要不就是济南市革委会，要不就是去串联，去革命，去闹事去了。我看到过好几回。
在企业的大礼堂里批斗省委书记XXX，我去看过热闹，好像是1968年的春天，我曾经在一篇散文里写到此事。
那是一座东西方向的礼堂，原先是车间，可看见墙壁的中间，有用作航吊的水泥梁。那礼堂，是航运局文革运动的中央舞台之一。礼堂，东边是主席台，十来面巨大的红旗，装饰在墙上。一把椅子放在舞台的中央，省委书记XXX坐着，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好像也有一些不解和迷茫。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红小鬼，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企业的几位书记、局长，在他的两边站着，笔直的，低着头，看不清他们的神情。工人们群情激奋，高喊着口号。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坐在舞台的南部，是几张条桌，上面铺着一张绿色的布单，一个麦克风上扎着一块红色的绸子。因为就那一只麦克风，所以他的声音最大，情绪也最激动。我虽然在礼堂的墙边站着，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事，我也不清楚，主要是听不懂，好像是说了一些不让被批斗者们乱说乱动，交代他们的罪行，还让他们表态什么的。
我有一位同学的父亲，就站在舞台上面，陪斗，姓姜，是当时企业的主要领导之一，可能是副职。工人们对省委书记还算客气，毕竟是省委书记，还有着潜移默化的虎威。而企业的领导们就不同了，互相很是熟悉，平时可能还有怨言，造反派、工人们对他们很不客气，几乎所有的指责、批评，都是冲向他们。他们筛糠着，低着头，就那样笔直地站着，不敢说话，一动也不敢动。
我有一个很深的记忆，就是因为我的这位姓姜的同学。他的父亲被打倒以后，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许多高年级的学生，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同学，十一、二岁的年纪，经常欺负他。当时，我是上一年级、还是二年级，记不清了，下午放了学，三、四个高年级的同学，在学校里，不让姓姜的同学走。围着他，他必须喊“打倒姜XX”的口号，才可以出校门回家。“姜XX”是他的父亲的名字，他不愿意喊，但是很害怕，他没有办法，大庭广众之下，只好带着哭腔地喊了好几次“打倒姜XX”，高年级的同学才放了他。没有人知道他幼小的心灵世界是什么样的，他一定是哭着、黯然地回的家。
这一个经历，肯定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这位姓姜的同学。去年，我还见过他。现在，他是一位比较抑郁的人，可能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是济南一所大学的处级干部。
男孩，或多或少都对军人有一些崇拜，因为军事和战争，是男人的事业。在社会、企业已经非常混乱，已经基本失去控制，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军宣队来了。绿色的军装，红色的领章帽徽，严明的纪律，给乱哄哄又色彩单一的企业，带进了明显的变化和秩序。有一天，幼小的我，忽然发现了企业的大门口，有了一些进进出出的解放军，一个个都是那么的精神，那么的和蔼可亲。好像是开了一个欢迎解放军的大会，孩子们都去看热闹，在大礼堂。军宣队的队长，是一位儒雅的队长，团级干部，个子不高，微胖，脸部较宽，戴着一副黑色边框的眼镜，姓纪。他有一位和我们同龄的孩子，男孩，曾经短暂地到我们的班级上课。解放军的任务完成了以后，这一位同学，也跟着他的父亲走了。
顺便说一句，我也当过兵。
还有一位军宣队员，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企业大院的南外墙的小路上。我的父亲说，他是一位连级干部，和我的父亲是福建前线的战友，一块同国民党的台湾军队打过仗，是炮兵。因为是战友，他同我父亲见过几次，后来，又说要到我的家里坐坐，不知什么原因，没来。（五代泉人）（待续）
在企业的大礼堂里批斗省委书记XXX，我去看过热闹，好像是1968年的春天，我曾经在一篇散文里写到此事。
那是一座东西方向的礼堂，原先是车间，可看见墙壁的中间，有用作航吊的水泥梁。那礼堂，是航运局文革运动的中央舞台之一。礼堂，东边是主席台，十来面巨大的红旗，装饰在墙上。一把椅子放在舞台的中央，省委书记XXX坐着，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好像也有一些不解和迷茫。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红小鬼，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企业的几位书记、局长，在他的两边站着，笔直的，低着头，看不清他们的神情。工人们群情激奋，高喊着口号。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坐在舞台的南部，是几张条桌，上面铺着一张绿色的布单，一个麦克风上扎着一块红色的绸子。因为就那一只麦克风，所以他的声音最大，情绪也最激动。我虽然在礼堂的墙边站着，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事，我也不清楚，主要是听不懂，好像是说了一些不让被批斗者们乱说乱动，交代他们的罪行，还让他们表态什么的。
我有一位同学的父亲，就站在舞台上面，陪斗，姓姜，是当时企业的主要领导之一，可能是副职。工人们对省委书记还算客气，毕竟是省委书记，还有着潜移默化的虎威。而企业的领导们就不同了，互相很是熟悉，平时可能还有怨言，造反派、工人们对他们很不客气，几乎所有的指责、批评，都是冲向他们。他们筛糠着，低着头，就那样笔直地站着，不敢说话，一动也不敢动。
我有一个很深的记忆，就是因为我的这位姓姜的同学。他的父亲被打倒以后，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许多高年级的学生，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同学，十一、二岁的年纪，经常欺负他。当时，我是上一年级、还是二年级，记不清了，下午放了学，三、四个高年级的同学，在学校里，不让姓姜的同学走。围着他，他必须喊“打倒姜XX”的口号，才可以出校门回家。“姜XX”是他的父亲的名字，他不愿意喊，但是很害怕，他没有办法，大庭广众之下，只好带着哭腔地喊了好几次“打倒姜XX”，高年级的同学才放了他。没有人知道他幼小的心灵世界是什么样的，他一定是哭着、黯然地回的家。
这一个经历，肯定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这位姓姜的同学。去年，我还见过他。现在，他是一位比较抑郁的人，可能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是济南一所大学的处级干部。
男孩，或多或少都对军人有一些崇拜，因为军事和战争，是男人的事业。在社会、企业已经非常混乱，已经基本失去控制，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军宣队来了。绿色的军装，红色的领章帽徽，严明的纪律，给乱哄哄又色彩单一的企业，带进了明显的变化和秩序。有一天，幼小的我，忽然发现了企业的大门口，有了一些进进出出的解放军，一个个都是那么的精神，那么的和蔼可亲。好像是开了一个欢迎解放军的大会，孩子们都去看热闹，在大礼堂。军宣队的队长，是一位儒雅的队长，团级干部，个子不高，微胖，脸部较宽，戴着一副黑色边框的眼镜，姓纪。他有一位和我们同龄的孩子，男孩，曾经短暂地到我们的班级上课。解放军的任务完成了以后，这一位同学，也跟着他的父亲走了。
顺便说一句，我也当过兵。
还有一位军宣队员，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企业大院的南外墙的小路上。我的父亲说，他是一位连级干部，和我的父亲是福建前线的战友，一块同国民党的台湾军队打过仗，是炮兵。因为是战友，他同我父亲见过几次，后来，又说要到我的家里坐坐，不知什么原因，没来。（五代泉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