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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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朱多锦先生交往两年有余，这种交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我作为七亩园文化论坛的成员之一，工作之余参加由朱先生召集的每月一次的主题研讨；二是由于研究知识分子的缘故，偶有问题向其请教，包括2008年冬季至2009年初春的周末断断续续近3个月的访谈；三是朱先生偶尔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其寓所帮他解决电脑操作方面的技术问题。
一次七亩园文化论坛结束之后，朱先生告诉我他新写了一首诗叫做《父亲的高粱》，嘱我写一篇评论。我是不习惯给人写评论的，一是因为我不成熟的心理向来瞧不起专职的所谓文学评论家；二是我自己不是搞文学的，写出来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不过，朱先生的嘱托，我是认真考虑的。
关于朱先生的著作，我读过他的《沉思岁月·朱多锦诗作诗论选》、《发现与批判：朱多锦文论论稿选》等，也经常通过他的博客了解他的新诗和近况。这首《父亲的高粱》，朱先生自称是“史诗”，刚刚在他博客上贴出的时候，出现了“是不是史诗”以及它的其它意义方面的争论。我对文学所知无几，对诗歌更是门外童生，所谓评论，也只能是从这首诗的外延发表一下蜻蜓点水式的己见而已。从自身视角出发，可能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知识分子朱多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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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父亲的高粱》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父亲耳聋 只顾自言自语/他说入夜后咱到这里来开荒”。 “入夜后”“开荒”的选择表明了父亲在“公社”与“饥饿”之间的挣扎，也暗含了那个时代对于这种举动的理所当然的惩罚；也许，正是父亲的一生中类似“开荒”的举动启蒙了少年朱多锦，使他终于走上了诗人之路。诗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特质注定了他要与自身所处的时代保持距离，对朱多锦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多年后，当他独自跑上大学校园后面的山顶，躺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石头上对自己进行“炮烙”的时候，内心的挣扎是否也如当年的父亲一样？只不过父亲仍然是旧时代过来的“人”，而作为儿子的朱多锦则要从那个人人疯狂的年代找回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元神。
“父子沉默着……沉默意味着/有什么事情正等在背后”。其实，当年父亲的心里十分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结果，可是那种恐惧战胜不了饥饿的死神，饥饿使他们走进历史的侥幸。于是，他们在恐惧中坚持将“被折叠的夜晚铺成幽径”，看着“在雨的间歇 田野里/突然间就长出好多新坟”,但“风一次次按低父亲的高粱”，也终于“有人站上去一下下按父亲的头”。
“父亲的高粱一次次/从风中倔强地挺立起来”,“父亲一次次将头抬起来——那是起伏在风中的父亲的高粱”。在那场“高粱保卫战”中，这对父子兵胜利了，尽管承受了许多痛苦，但换来了饥饿的暂时消除，使他们度过了最为困难的光景。
“父亲的高粱”的故事终是历史，这段历史在今天由诗人朱多锦用文字再现——再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故事，再现给他自己的是一种记忆。作为逃逸的肇事者，历史疯狂的车头给诗人造成巨大创伤，使他的记忆裂开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于是，诗人不断地去舔舐，我们没有看到诗人伤口的恢复，但是诗人让后来者看到了那段历史。
经过累年的生存体验，诗人似乎也磨去了棱角，不再见面对“黄河”的控诉，也不再见“煤”一样的“燃烧”，在思辨中的批判演化为一种平静的叙事。近年来，诗人创作出的系列现代城市诗也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在诗人那里，都更多地成为一种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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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我研究“知识分子”这一课题的时候，我将当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分为三种类型：公共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即指当下甚为时髦的经常对社会公共问题阐述己见的一群人，他们拥有专业功底，但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能够跳出专业看世界；“专业知识分子”是指当下形形色色的专家，他们的专业功底往往超过公共知识分子，不过大都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满足于承担某一领域的专家的角色，即使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也是从自己的专家立场出发，这一群体也包括许多御用文人；“知道分子”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一般拥有一定学历基础，或者在某一领域具有初步的造诣，但是专业功底不深，却喜欢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尽管他们的意见往往显得浅薄和微弱。
作为1940年代出生的一位知识分子，朱多锦先生有他自身的特殊性。首先，他与上世纪20-40年代叱咤历史风云的那一群民国知识分子相去甚远，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一段历史已经行将结束，他的生命一开始，知识分子的辉煌已经不再；其次，由于特殊的际遇，尽管出生在一个十分普通的农村家庭，但是他从小得到了最早的启蒙，这包括他擅长算命的爷爷、坚强的父亲还有朴实的母亲；再次，他几乎同新政权执政的这个国家是一起成长，从幼年到青年到老年，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这个国家的变革历程，作为同伴，他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庞大实体身上的问题；最后，与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几代知识分子相比，他的平凡人生更显没落，因为他的觉醒似乎总是比社会整体觉醒早几年，这种时间上的纵向错位使他错过一些机遇。
反观朱多锦先生的人生，他首先是一位知识分子，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批判性呈现出一种持久不衰的迹象，尽管批判的形式有所变化，但他的批判在他觉醒之后始终如一，直至今天，他仍然以一种批判的目光来打量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其次，他和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又有距离，他不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擅长利用媒体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不像专业知识分子那样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自娱自乐，更不像知道分子群体那样每天咋呼一通然后消无声息。朱多锦先生是有专业的，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他的许多诗作在当代新诗界都产生了影响；同时他又是一个社会批判者，他的批判带有很大的民间色彩，他的专业修养也带有很大的民间色彩，甚至他在批判的同时又有明哲保身的色彩，这是历史给予这一代人的选择。
也许，关于194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评价，我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
让我们感到痛惜的是，社会没有给予像朱多锦先生这样的文化老人以足够的关怀。笔者经常想象，在一个浩瀚的夜晚，这位老人就像受了伤的动物一样，不断去舔舐过去的伤口，那些伤口不仅是他自己的，也是一个政权和一个国家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