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新西兰数年，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乐事，就是有幸结识了陈朗、周素子伉俪。陈先生早年求学于国立艺专，解放初期曾任职于“中苏友好协会”和《戏剧报》。素子女士是浙派画家周昌谷和周昌米之妹，曾随夏承焘、周采泉诸公学词。陈周夫妇与许多知名人士有过或密或疏的交往，如黄宾虹、俞平伯、沙孟海、周有光等等。因此，“朗素园”藏品甚富，其中当属字画第一，如潘天寿的《睡鸟图》、陆俨少的《峡江拉纤图》等，笔者拜访“朗素园”时就有幸欣赏到了马一浮、夏承焘、沈从文等名家的墨宝；手札次之，袁克定、蔡元培、包天笑、钱钟书、冒效鲁等名流书信数百封，文史价值不言而喻。
“朗素园”的藏印虽不及字画和手札珍贵，但多是篆刻名家赠送给陈、周夫妇的精品。笔者的寒斋存有旧版名家印谱数十套，故而对印谱兴趣浓厚，便想请陈先生手拓一本《朗素园用印存集》送我。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好印章自然要拓在好印谱上。数年前，笔者在购买老印谱时，曾顺便购买了两本古色古香的空白印谱。不过两本印谱远在国内，可望而不可及。直到2009年圣诞节前夕，友人王勇来新西兰旅游，顺路捎来其中一本。元旦假期，天气炎热，陈先生不顾80多岁高龄，花了两三日时间，将藏印先是一一罗列，后再一一手拓，并将印文一一写好，最终用毛笔题签：“朗素园用印集存”。此集双面单印，共收入钱君陶、余任天、林锴、刘石开、周昌谷、周昌米、顾子惠、朱豹卿、刘江、许明农和吴静初等人刻印40余枚。
《朗素园用印集存》是一本充满文人情趣的印集。书中最有分量的要属钱君陶篆刻的数枚印章了。素子女士与钱先生结交于“文革”时期，可谓“患难忘年交”。钱先生曾先后主动赠印数十枚，其中闲章的印文充满了诗情禅意，如“人比黄花瘦”、“西湖诗”和“莫舍”等等，体现出钱先生在“文革”时期泰然处之的心态，文人本色尽显。
最令陈朗先生珍惜的一枚印章要数陈老自刻的“墨痴”了。陈先生早年是一位自迷于书画篆刻的爱国热血青年，有诗云“我昔负笈向西南，云和一谒先生颜”，诗中“西南之行”指抗战时期，为避免沦为日伪区的“顺民”，陈先生从浙江温岭出发，不远千里，徒步前往重庆，投考当时已经迁往重庆的国立艺专，同时也可以为抗战尽“绵薄之力”；“先生”是指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原来陈先生在远行途中，特意前往浙江云和县拜访了时在国立英士大学执教的潘天寿先生。当时，陈先生带去一幅自绘的国画，希望得到潘先生的指点。据陈老追忆，当时潘先生对画的兴趣不大，倒是对画中的钤印“墨痴”赞许有加，称陈先生的篆刻有汉印之风。后来，直至离世的前几天，潘先生还在病榻前向周昌谷询问陈朗的近况，可见潘先生对陈朗和“墨痴”印象极为深刻。于是，陈先生也就更加珍爱“墨痴”了。
“百馀一用”一印体现出周汝昌、林锴和陈先生之间有趣的文缘。周汝昌在给陈朗的一封书信中附有自己的诗作，其中两句是“渴自提壶水自倾，百馀一用爱书生”。“提壶”和元曲里常用的“醍醐”谐音，暗示着文人该糊涂的时候要糊涂，“百馀一用”显示出在周先生的心目中，文人并不是一无是处。当时，碰巧画家林锴看到了周先生的来信，痴爱“百馀一用”一句，刻印两枚，一方白文“百馀一用”赠送陈朗，一方朱文“百馀一用”留于己用。陈先生曾私下评论，周先生的诗作第一，红学其次；林凯是画家，但其实篆刻最佳。
手头这本《朗素园用印集存》，真是“秀才交情纸半张，文人闲趣印一方。”（免 点）
“朗素园”的藏印虽不及字画和手札珍贵，但多是篆刻名家赠送给陈、周夫妇的精品。笔者的寒斋存有旧版名家印谱数十套，故而对印谱兴趣浓厚，便想请陈先生手拓一本《朗素园用印存集》送我。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好印章自然要拓在好印谱上。数年前，笔者在购买老印谱时，曾顺便购买了两本古色古香的空白印谱。不过两本印谱远在国内，可望而不可及。直到2009年圣诞节前夕，友人王勇来新西兰旅游，顺路捎来其中一本。元旦假期，天气炎热，陈先生不顾80多岁高龄，花了两三日时间，将藏印先是一一罗列，后再一一手拓，并将印文一一写好，最终用毛笔题签：“朗素园用印集存”。此集双面单印，共收入钱君陶、余任天、林锴、刘石开、周昌谷、周昌米、顾子惠、朱豹卿、刘江、许明农和吴静初等人刻印40余枚。
《朗素园用印集存》是一本充满文人情趣的印集。书中最有分量的要属钱君陶篆刻的数枚印章了。素子女士与钱先生结交于“文革”时期，可谓“患难忘年交”。钱先生曾先后主动赠印数十枚，其中闲章的印文充满了诗情禅意，如“人比黄花瘦”、“西湖诗”和“莫舍”等等，体现出钱先生在“文革”时期泰然处之的心态，文人本色尽显。
最令陈朗先生珍惜的一枚印章要数陈老自刻的“墨痴”了。陈先生早年是一位自迷于书画篆刻的爱国热血青年，有诗云“我昔负笈向西南，云和一谒先生颜”，诗中“西南之行”指抗战时期，为避免沦为日伪区的“顺民”，陈先生从浙江温岭出发，不远千里，徒步前往重庆，投考当时已经迁往重庆的国立艺专，同时也可以为抗战尽“绵薄之力”；“先生”是指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原来陈先生在远行途中，特意前往浙江云和县拜访了时在国立英士大学执教的潘天寿先生。当时，陈先生带去一幅自绘的国画，希望得到潘先生的指点。据陈老追忆，当时潘先生对画的兴趣不大，倒是对画中的钤印“墨痴”赞许有加，称陈先生的篆刻有汉印之风。后来，直至离世的前几天，潘先生还在病榻前向周昌谷询问陈朗的近况，可见潘先生对陈朗和“墨痴”印象极为深刻。于是，陈先生也就更加珍爱“墨痴”了。
“百馀一用”一印体现出周汝昌、林锴和陈先生之间有趣的文缘。周汝昌在给陈朗的一封书信中附有自己的诗作，其中两句是“渴自提壶水自倾，百馀一用爱书生”。“提壶”和元曲里常用的“醍醐”谐音，暗示着文人该糊涂的时候要糊涂，“百馀一用”显示出在周先生的心目中，文人并不是一无是处。当时，碰巧画家林锴看到了周先生的来信，痴爱“百馀一用”一句，刻印两枚，一方白文“百馀一用”赠送陈朗，一方朱文“百馀一用”留于己用。陈先生曾私下评论，周先生的诗作第一，红学其次；林凯是画家，但其实篆刻最佳。
手头这本《朗素园用印集存》，真是“秀才交情纸半张，文人闲趣印一方。”（免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