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体制外的诗人、作家，魏东建一直游走于各行各业，沉浸在在民间文坛，由此，他获得了某种相对的自由。体会民间与表达民间，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一种无意识的源泉。从泉城北郊济阳走出来的他，身上带着黄河泥沙的沉重和朴拙，一路风尘，想潇洒而不得，欲灵性却实难。文字中表露出来的文化立场、文人姿态、文学情怀，也必然地带有家乡的地域文化和心理色彩。多变的生存环境，传统文明解体和新文明建构过程中的混乱与无序，时时影响着他笔下的文字。于是，他选择了边缘的写作姿态，不企求中心，不渴慕主流，呈现出自己特有的韧劲。
2003年，魏东建出版《行走在思想的边缘》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在边缘处思想》加以评介。6年之后，他捧出的这本诗集《行走意或飞翔》再次体现了他惯有而自觉的“边缘”姿态，如《他在都市的夹缝中过冬》一诗：“他来到这里/推动他的是日渐长大的儿子的目光/牵拉他的是老婆晒暖的温情/他终于狠下心来/把目光和温情都背在肩上走出来/与都市相遇后/他发现/他拥有的一切都没有能给他勇气和力量/他没了底气/他只能怯生生地问这都市/有零活没？/都市看着瑟瑟发抖的他的样子/说/这是个暖冬啊！”诗中没有悲悯和人道姿态，因为诗人自己彷佛就融化在了这种卑微的语境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感同身受，是深切的体验和真切的表达。
如果仅仅选择了“边缘”的姿态，而没有“行走”的实践，那么“边缘”将永远是“边缘”。魏东建从“边缘”出发，以不懈的努力来践行自己所意识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魏东建文学作品研讨会”上，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文史哲》杂志编辑、原《青年思想家》杂志主编贺立华教授认为,魏东建是一个行走着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一直在努力地做着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事业。他的触须很敏感，又很切实，他关注“社会转型与华夏民族文化品格及精神空间”的重建问题，胸中怀有整个天下。从较早期他描写家乡的人情和草木，描写济阳的风土和风物，到近期他开始将笔触放到华夏民族心理和品格的再造上，其视野大大地扩展了，其境界也大大地提高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文化反思者和文化再造者的角色。
“行走”的过程很艰难也很漫长，有时候又很单调乃至无助。此时的魏东建往往会有超脱的愿望，他谓之“飞翔”。有学者已经指出，魏东建在“行走”的艰难时刻，躲避或超越这种凡事的艰难的路径在于“飞翔”，而“飞翔”往往在其诗文中又显得异常飘忽，这就构成了一对矛盾。在我看来，他由“行走”的坎坷而渴望“飞翔”的愿望有其艺术和思想的合理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济阳这块土地的特质，她气色沉重、讲究礼仪、固执伦理、恪守传统，但又对转型期发展方向辨识不清。魏东建的诗作，如《幸福地活成彼此的孩子》、《不是写给冬雨》、《爱的呓语》、《快乐因为爱上飞翔》、《菊花的快乐》等，在滞重的气氛里给济阳这块凝固的土地添加上轻盈的因子，给惯常的济阳文化注入了某种可以“飞翔”超越的因素。
然而，让读者感到不满足的是，魏东建至今还沉浸在一些短小的感触、诗情和思想火花，而没有把他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通过文学艺术充分表达出来。我们期待更大气、更深邃、更壮观的诗意和景象出现在魏东建的笔下。(王洪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