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东头有一块岩石山，说是山其实是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山下有个篮球场，在球场南侧高坡处有个小庙，紧挨庙下建有一处露天舞台。记得小时候，每逢春节村里的男女老少、还有邻村的农民跑到这里来看大戏。虽是天寒地冻的天气，来看戏的人相当多，很热闹。那时村民过年能看上一场大戏，高兴劲不亚于孩子盼年的心情。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记得村里物质还普遍匮乏，精神生活也不丰富。一年到头，唯一有盼头的娱乐生活，就是盼镇里放映队来村里，还要等个数月才看上一次电影。看一场不过瘾，再跑去周围邻村看个遍，才觉心里痛快。特别是到了寒冷的冬天，等夜幕降临后，整个村子一片黑灯瞎火，显得十分寂寞。晚饭后，大多数的家庭留给我这样一幅印象：老年人一般早早地爬上床，钻进被窝睡了；孩子多的家庭妇女，静坐在煤油灯下低着头，做针线活；老爷们叼着旱烟消磨时光，等着时间去上床睡觉；顽皮的孩子聚在月光下，玩起捉迷藏、骑马打仗等各类游戏，玩到夜很深的时候，才散伙跑回家。
村支书是本族上的一个哥，是个有头脑、干事的人。在支书位置上，其中抓了一件受到全村欢迎又称赞的事：每年春节的时候，都在村里露天舞台上组织唱三天年戏。正月十五这天，还组织一支高跷队，舞着龙，敲着锣鼓，围着村里主要胡同、大街游耍表演。寒冷的村庄顿时热闹起来，过年欢乐的气氛被渲染的很热烈。
离过春节还有两个月，村里临时剧团就开始紧密锣鼓地排练节目，演员都是村里的文艺青年。演出的一些年戏也是老百性喜闻乐见的戏剧，如《卷席筒》、《墙头记》、《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也增添一些通俗歌曲、快板之类节目，来调节人的不同口味。
每天晚上，演员都聚集在大队幼儿园几间房子里，切磋技艺，排练节目。这时候，可乐坏了村里那些爱热闹又顽皮的孩子，有了玩的好去处。每天晚比演员还积极，没等演员到，幼儿园的门口，早早地就聚集了一大群孩子，边打闹着边等着看排练。突然听到有人喊着说，演员来了！人群立刻热闹起来，欢声雀跃，开始向院内涌去，好抢个有利地形观看，瞬间，院子站满了孩子。
等演员进屋内时，院子里出现一阵人群的骚动，争抢着门窗的极佳位置。好不容易安顿下来，正看得带劲，有人喊着：抱在一起，亲嘴了。顿时又掀起一阵骚动，起哄声、口哨声、嬉笑声、吵杂声荡漾在院子里。受到气氛的感染，人群互相拥挤起来。有人从背后向门窗玻璃上投掷杂物，引来前面人的不高兴，开口大骂坏种。在这吵杂的环境里，演员无法再安静地排练下去，采取了封闭排练，统统地把院里看热闹的孩子赶出去，每晚里面反锁住，不让进。
每到晚上，幼儿园门口，还是聚集了许多孩子。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不甘心，搭成人梯，翻墙而入，去看排戏。没有越墙的，一个个也不离去，依依不舍地在门外打闹玩耍。演员为避开孩子的骚扰，偷偷地转移场地排练。不管转到哪里，捣蛋孩像猫一样能闻到腥味，找到她们。
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那对主角，假戏真做，在生活中真的谈起了恋爱。这消息在村里传开后，成了全村的一件新鲜事，说啥的都有。走在路上再看见他们，眼神就不一样了，感觉出他们身上有不一样的东西。极大地吊起了孩子的好奇心，增添了每晚跑去看排戏的吸引力。
村里有两千多人，从周边来说算是最大的一个村。村民过年有戏看，实在是一种眼福。不是一场，一看就是三个晚上，过足了瘾。邻村的村民就没有这样的好日子。看戏，对年长的人都喜欢去看，对孩子纯属凑一份热闹而已。那时候的天气也怪，越过节时，天上越飘起雪花，并且天气出奇的冷。再冷的天气，戏照样唱，村民个个裹着厚厚的棉衣，妇女把脸包得只剩下两只眼睛，留着看戏，老爷们戴着厚皮棉帽，扛着板凳，照样去看年戏。
看戏的人很多，还有外村来看的，场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舞台正面扎有牌坊，其它三面用帆布支起挡寒。整个舞台布置的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印象最深的是看《墙头记》这处戏，天气寒冷，舞台上，被不孝之子抛弃在墙头上的老汉，唱腔悲凉，遭遇凄惨。伴奏铿锵有力，和谐押韵；台下观众忘记了寒冷，看的目不转睛，恨得咬牙切齿，被催人泪下的故事所感染。
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看西街宋老五说一段武松上山打虎的快书节目，说到一半时就忘词了，他机灵一动说道：“说到这里算一段，明天晚上再见面”。就匆忙下台了。台下观众正听的起劲，突然停止，认为是在吊大家的胃口，等着明天晚上再听。第二天就在村里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是忘词了，这时大家才明白。
人的声誉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村里名声大震，人人夸宋老五聪明机智。他那句“说到这里算一段，明天晚上再见面”的台词，成了村里的一条娱乐新闻。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唱大戏的演员，至今已进入老年、围观看热闹的孩子也已步入中年，而唱大戏的露天舞台，它还静静地躺在那儿……。
现在的村庄虽然已经富裕了，有电视看，街头有中老年健身队等娱乐活动。但年戏在那个年代曾给村民、孩子带来的欢乐时光，怎么会轻易地忘记呢。（树上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