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的关口，活跃在当代诗坛的诗人们进行了诸多反思与探索。2009年的山东诗坛发生了一场历时三个多月的关于新诗创作方向的大争论。这场争论主要有两点意义：一是其过程给山东诗坛乃至全国诗坛以很大的振动，为现代诗的发展注入了生动的活气；二是在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方向上找到了某些希望。尘埃落定之后，争论参与者魏东建、王霁良、王松、徐树爱四人对之进行了深入而有意义的反思与剖析，本着“尊重历史，关注未来”的原则，围绕“中国新诗何处去”这一问题展开了一次对话。由于对话文字较多，本刊将分2期刊发，算是给2009山东新诗界拜个早年。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个别语句口语化较浓，为尊重谈论者原意，都如实刊登。
主 题：关于2009山东诗坛大争论的“四人谈”
参与者：魏东建、王霁良、王松、徐树爱
时 间：2009年12月10日晚
魏东建:自中国新诗一诞生，就有着关于“性灵说”与“载道说”的争论，在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的时候，我们提出关于新诗创作的“自觉写作”和“自在写作”问题，意义更为重大。这是在全球范围内人的“本我”确立并充分发扬，东方大国终于开始“自我”寻找的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在诗界“寻找人的主体”的诗作已为前瞻风尚，这是在承担古国的一个先锋主题。2009年8月“自觉写作”和“自在写作”问题偶然通过关于朱多锦、桑恒昌诗歌艺术比较的争论而展开。这是问题的一个突破口。这场关于朱、桑的争论影响很大，在山东乃至全国有好多诗人都在谈论“朱桑之争”的问题。今天我们对这场争论总结座谈一下,有我，有发端人王霁良先生、发力者王松先生，积极参与者徐树爱先生——争论中自称“百姓评天下”者。徐君在这次大讨论中发言很踊跃，很深刻，所以对他的到来，我们表示欢迎。
在这里，我想先追溯一下这场讨论的过程，今天来参加这个座谈时，我抄来了这次讨论的一些“情节”发生的具体时间。
这次讨论起于王霁良的文章《论同郡诗人朱多锦、桑恒昌的诗歌艺术》（以下简称《论同郡》），时间是：“2009-8-04 12：45”；由于王松看了霁良的文章后，感到有话要说，于是就有了他后来挂在他博客上的文章，题目是《抵制的写作——对朱多锦、桑恒昌诗歌艺术之比较及发现》（下面简称《抵》），具体时间：“2009-10-12 13：16”。朱先生看了文章后，当晚即挂在他的博客上，时间是：“2009-10-12 22：31:：29”。第二天，恒昌先生也把王松的文章挂在他的博客上，时间是：“2009-10-13 19：20：18”。很快，在桑先生的博客的《抵》文后的评论栏中有了评者的挂帖，第三个挂帖者是简明，其曰：“这篇评论有突破，喜。”时间是：“2009-10-13 21：02：18”，做为博主的桑先生在简明的挂帖下面有回复，说：“就此展开大讨论如何？”，时间是：“21：08：06”。想不到的是从此还真的由此引发出了一场大讨论，也可叫“争论”。争论先在桑先生的博客上进行，到10月22日，有网名“大地”者代博主转达了“停止争论”的信息，时间是：“00：03：56”，其曰：“博主发条说‘不要纠缠下去了，没意思’，出于对博主的尊重，大地不再就此事评议，就此打住！抱拳。转身。告辞。”从此这种讨论在桑先生的博客上告一段落。问题是，在此之前，我在我的博客上就《抵》文也开启了讨论，开启时间是：“10-17 21 ：04”，我博客上的讨论到11月18日结束，共一个月零一天的时间,结束时我还挂出了题为《为了忘却的纪念》的结束语，曰: “……有爱的人过着鲜活的日子，感谢朋友的关心，本帖从现在开始取消置顶，请朋友们不要再从后面添加留言。好在，文学是不死的，生活是没完的！”，时间是：“20：36：55”。
霁良的文章， 他注重的是两位诗人诗歌作品的表现和再现的写作问题。王松从霁良的文章出发，感到霁良的文章抓到一个点子上，但必须推到一种高度才能显示出一种意义，即是说王松认为在两位诗人的诗歌艺术的比较上还有更多更高的东西可以挖掘，如果做得好的话，是可以振聋发聩的，以致可以在山东乃至全国的诗坛引发一种响应，让今天的诗界的诗写作发生一种变化。王松的文章发出来了，真的起到了这种作用。
王霁良，“中间代”诗人，1967年生于菏泽成武，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现在职就读于山东大学作家班研修班。作品入选《2008年度诗歌精选》、《山东30年诗选》、《震动中国诗选》、《济南写意》、《黄河诗报》、《守望诗刊》等报刊。
王霁良：当时写《论同郡诗人朱多锦、桑恒昌的诗歌艺术》）一文，本是想从两位诗人创作手法不同、风格迥异上展开来写，即从两位老诗人同是山东德州籍、两河同源流向不同这一现象上展开来，但展开得不够，有些拘谨，对王松后来的文章来说，算是抛砖引玉吧！我写的是诗歌艺术手法问题，王松写的是诗歌写作方向问题。针对两位老诗人的作品，我认为朱多锦先生的诗歌大多是侧重再现客观存在，而桑恒昌先生则侧重在表现主观精神，二者各有千秋。
现在看来，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山东乃至全国的诗坛上，朱多锦先生的诗将会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地位，因为他总是走在前面，我想起杨政女士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朱多锦时说，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评价他，研究他，认可他。我想，事实也许正是这样的。而桑恒昌先生的诗在当今世俗世界是诗名显赫，他的怀亲诗和怀亲诗之前的诗，有很多都是有真情的；但怀亲诗之后，他的诗就显得空泛了,名气大了，诗写得反而越差了，桑恒昌先生现在的诗，多数诗人已经不这样写了。今后的诗歌是个什么样子？是走得更远还是回归到过去？无论如何，我认为能写出有社会担当、有深层生命体验的诗才是好诗，能在民族的维度上寻求发展的诗才是好诗。
谈到诗歌的创作方向问题，王松的体会比我深，还是请他谈谈。
王 松：霁良过奖了。我从中学时期就尝试写诗，更多出于对诗意的迷恋，我发现原本平淡的词语放在诗的语境中竟蕴藏着如此高远神妙的魅力，还原了事物的另一种“本真”，这是我与诗歌的青涩的初恋，也最终奠定了我对诗艺与诗美自然与纯朴风格的信守。大学时代，我渐渐发现了诗歌除了诗意与诗美这些永恒的元素之外，还有一张脸，这张脸隐现在诗歌的背后，是写作者的脸，这张脸是闪烁其词、风花雪月还是直面身处的这个时代与现实，这种关怀至关重要，诗歌的脸是有表情的，表情后面彰显着写作者的思想和立场，是躲不了，逃不掉的，真正好的诗歌是诗歌背后的那个灵魂的部分，这就是我今天《抵制的写作》所表达的内在动机。
徐树爱，中学高级教师，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苦心钻研艺文史哲，依仁游艺兼修中国写意画，讲究文化、文学、绘画的相互支撑，甘于寂寞近30年，出版一部个人诗集，先后5次举办个人国画展，作品曾发表于《世界美术集》、《经济学周报》、《社会科学报》、《山东文学》、《华夏文坛》、《济南文史》等报刊。
我认为，二王的文章，特别是王松的文章一出现，问题本就很明白了，后来的争论的真正的意义及其实际作用，是为王松的观点制造了舆论，扩大了影响，让大家都知道了这样一件事、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让一种认识在今后的日子里慢慢地开始起作用，让诗人们在自己的写作中慢慢地消化。
这次争论先从桑先生的博客开始，而后又在魏东建君的博客上进行。讨论一开始，我就感到这种讨论很必要，早就应当有这样一种震动了，所以我一直涉入。我的这种想法原基于对朱多锦及其诗及其诗论的认识。我一直感到朱多锦先生的诗及其诗论及其学术研究都有着一种需要特别认明的特殊意义，这需要有人去阐释，为此我曾在省政协编的一本书上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革”研究的文章，而关于他的诗及诗论的意义，之前也早写过几篇，但还想写得更深更大一些，也正准备，所以这次讨论一开始，我就想借这次讨论阐发一下我对朱先生的诗的认识，同时更想从中获会得一些启发或教益。
魏东建：关于朱多锦、桑恒昌的诗的比较的讨论，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1、由于有了这次讨论，从中国新诗发展角度来看，对“自觉写作”和“自在写作”的探讨，山东诗歌界是走在了前列；两位老诗人把自己诗当作标本来解剖，都值得称道。朱多锦先生在诗写作上一直把写诗当作写人，想找到诗的本质之所在。对诗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先锋不先锋之说，桑恒昌先生的诗歌代表着山东诗歌的一种状况：有感悟，但难见高度。文学创作，什么时候也是手工作坊的，即无论如何都是“最自己”的，它不能是“工业化流水生产”，那样“生产”出的诗一时可以得到世俗的承认，但离诗本身却越来越远。2、王松在《抵》文中提到的桑先生的《打蚊子》一诗，如果写出的是为蚊子着想的，也许是好诗，但写的却是弱小的失败的蚊子。桑恒昌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诗，他的“亲情诗”在国内诗坛是有地位的，因为这是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写出的，是真情的，是感受自己心中的感动的，由此我发现，诗写作别替任何人或任何什么代言。我们更应看到的是，自在写作与自觉写作的这种创作方向的分流，开启了中国现代诗发展史上更深更大的转变。3、这场讨论始作俑者是霁良，但他在写《论同郡》一文时，是“挑着鸡蛋筐子过街，怕碰别人，也怕别人碰”；王松这篇文章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虽然是歪打正着；朱和桑都是有胸襟的，当然在参与争论者中和稀泥也占一部分。王松这篇文章的作用是想攻破一种堡垒，关于诗的观念有颠覆性。好。
我想再进一步说说这种情况——
霁良兄在山东大学参加文学院作家班学习，他对于文学的虔诚是值得尊敬的，于是我们在一起谈诗论文不亦乐乎，那是他开始着手写作《论同郡》时候， 我曾给霁良说，倘若想学诗，跟桑恒昌老师两个月就能学到些东西，跟朱多锦老师三年也学不出来。霁良兄在文章中引用了这段话，为此两位老先生都心有不平，我的意思是说，桑恒昌先生掌握了诗创作技巧，他写诗很轻松。就是说掌握了诗歌生产技术的他像是一条诗歌生产流水线，然而好诗恰恰是没有技巧的。他的好诗，怀亲诗恰恰是他忘掉技巧的时候。诗是梦呓，而桑恒昌先生一直却清醒地不能入梦。王松兄与我有共识。朱多锦先生呢，写诗是很累的，因为他想让诗当家，淡化技巧，这样就离诗近了。这段意思我在结束在我博客上的讨论的当晚就写下了，题目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王松:东建有相当敏锐犀利的观念。说句实话，我并不关注《抵》文所引发的在山东诗坛的火拼或口水大战，但我承认《抵》文被更多人误解，有人质问我：为什么《抵》文对桑恒昌先生进行了直面的“抨击”，而对朱多锦先生却温情脉脉，要我说心里话嘛，从私人角度而言，其实我对桑先生是很有感情的，有久远的情分，他是我以往诗歌岁月的怀念，他与家父也有交情，想起他，我就会想起孔孚先生、牟迅先生那些逝去的山东老诗人的亲切往事，只是我在诗圈之外多年没再跟桑先生继续走动罢了，尤其在当今中国，我从不愿把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与诗歌混为一谈。但就诗论诗，桑恒昌先生诗歌的精华与高度就是怀亲诗，他对诗歌呕心沥血的努力在怀亲诗中得到了回报和印证，意象平易却高远，诗意至真而丰沛，令人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他说出了他必须说的话，他流出了他自己必须流的情，以一个卑微生存者的心态与笔触深入了一个人孤独的心灵世界，由此，他的怀亲诗具有了诗质与诗艺的双重价值及广阔意义，占据了中国诗坛此类题材不可替代的位置，而探求他的其他更多的诗歌则恰恰相反，诗歌的脸呈现了虚伪的表情，抵达的只是词语的表皮，屈服于词语，屈服于意象，屈服于诗歌的外状，而丢失了人性中的那个“真我”，有一点儿可以确认，诗技作为诗的外状表现，桑先生有自己的追求，但这层华美的外衣终究不能掩盖其内质诗意的平庸。
朱多锦，1945年生，山东省齐河人，著名诗人、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鲁迅研究学会会员、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员暨全国教育学院系统写作协会理事。现为《山东文学》月刊诗栏主持、《华夏文坛》社长兼主编。作为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笑在最后》、《现代诗坛》、《沉思岁月》。作为学者,著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等书以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七思书”》、《鲁迅“反思意识”批判》、《中国现代诗建设》、《中国新诗的“被西方化”进程》、《透视当今中国的“现代诗运动”》、《中国“现代诗运动”中的诗派及其格局的演变》、《发现“中国现代叙事诗”》、《中国新诗“最后完成”的“最后形式”》、《中国现代诗的思辨性审美》等文论，为中国“文革研究”第一人。
朱多锦：我则坚守词语的本色，挖掘诗意思辨的向度，力求口语与内省的自在统一，虽诗美不尽完臻，诗艺有待商榷，但从一个老诗人身上，我发见了中国诗歌骨子里就缺乏的那种批判与先锋的光亮，这是诗歌灵魂的东西，我知道，对于这种难得又可贵的写作取向，我必须为之喝彩。因《抵》文对朱先生有更多评述，在此不再赘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