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关键是技术问题，在一些环境、生态等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如何进行预警或者规避？我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包括四部分：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主体的有限理性、公众参与的合理性和公共协商机制。
在“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的链条中，技术向工程的转化是一个关键环节。 技术转化为工程往往是创造一个新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利弊共存的，它给人们带来了利益，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并且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往往是科学和技术不分，实际上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而工程和技术又是两码事，一般认为，工程是以探索为核心的活动，而科学和技术只是表明了生产的可能性，到了工程才是以集成建构为核心的活动。技术只有实现向工程转化，才能够实现产业化，才能影响人们的生活。
在技术向工程转化的过程中，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企业家或投资人等主体起到主导作用和决定性作用。但是多年的国内外发展实践告诉我们，技术理性是有局限性的，经济理性也是有局限性的。技术理性往往追求经济的基础、工具的效率和对各种行政化的正确选择，遵循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管其他的问题。经济理性也是如此，企业家和投资人不可避免地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价值观，看中投入产出比，对工程实践价值观的多样性、工程对人文社会关系的影响以及引发的风险等等不予关注。
第三个问题，公众参与的合理性。公众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重要责任主体，我们原来往往都是依靠专家，什么事都听专家的，实际上到了今天我们才发现，专家是不可信的，今天，你说喝什么牛奶，不能听专家的。公众参与有利于风险的识别和分析，虽然就技术和工程本身而言，专家们懂得最多，但在很多情况下，尚未探索的未知变量总是多于已有的控制技术，对于工程的真正影响或潜在影响，则是受影响团体了解最多。公众参与还强调了对文化、社会和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承担生态保护责任及社会伦理责任，实现经济的关怀和伦理的关怀的统一，眼前的关怀和长远的关怀的统一。
既然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都具有局限性，而公众参与又具有合理性，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公共协商机制。协商民主是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公司的所有者、技术人员、消费者、政界领袖、政府官员等等都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都致力于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
但是，公众如何与专家平起平坐进行交流？这就要确立初始条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对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发起者，他们确定了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初始条件。这个初始条件是公共协商的前提和基点。由于该初始条件主要是由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设定的，在专家和普通公众之间就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要承担向公众的知情权负责的义务。
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工程共同体成员间以及工程共同体与社会其他成员间的不同目标诉求会带来利益冲突，同时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与利益分化的社会中，同一项工程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那里可能会得到不同的价值判断。利益和生存的博弈为技术向工程的转化设置了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
同时，高度发达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等都是专家理性，是不完全理性或者有限理性，难以开出在风险陷阱中行动的处方。这就需要技术专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人、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公共协商。具有不同宗教信念、哲学思想、文化背景的主体，都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与沟通方式，在自由、平等、公开、公正的基础上，共同进入一个公共的世界，经过交流、讨论、批判、博弈和协调后，取得“重叠共识”，形成一种新理性，即公共理性。通过公共协商机制形成的公共理性是一个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是对经济合理性、技术可行性、生态平衡性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它把无数分散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利益因子”整合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取向之内，从而确定技术是否向工程转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什么范围内向工程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