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在反应工程领域做出影响来”
——访山东省化学工程岗位泰山学者、青岛科技大学教授郭庆杰
国外工程教授必须要有四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
在西方发达国家，那些工程教授（ING），都需要四年以上企业工作经验，只有博士学位而没有四年以上工厂工作经历是评不上教授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教授自己对一些生产设备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他是很难对学生讲解清楚的。
记者：郭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了解到，您1989年毕业之后先是在一家工厂工作了好几年是吗？
郭庆杰（以下简称郭）：对，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化肥厂工作了四年。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四年的工厂经历对您以后从事科研工作的影响？
郭：工厂主要是产生生产力、生产产品的，应用性非常强。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学了很多理论知识，尽管在实习环节可能接触了一些实际生产的东西，但是离实际的工业生产过程还相差很远。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比如打开蒸汽管道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很多本科生都不会。它不是简单地打开阀门就行，而是首先要把管道里的冷水排掉；第二步是暖管，使管道的温度升高，然后才能打开阀门放热气。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把冷水排掉的话，管道受冷很容易冻住，如果不预热呢，管道受热就很容易胀裂。这是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很多本科生刚开始都做不了。
对于这四年的工厂经历，我有这样几点体会。第一，处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我大学毕业实习的时候，看到一些大的仪器设备就非常紧张，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毕业以后到了济南化肥厂，参加了当时山东省重点工程——15万吨硝酸磷肥项目的施工、调试以及试生产工作，并且编写了湿线生产线水联运实车方案、岗位操作规则等。我当时是厂里第一批技术人员，很多工作都是摸索着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以后，当出现什么事故的时候，也不紧张了，能够非常冷静地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这实际上就是锻炼的结果，丰富了自己的实践经验。这也是工程科学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化学工程，机械工程，还是材料工程，实践性都非常强。在西方发达国家，那些工程教授（ING），都需要四年以上企业工作经验，只有博士学位而没有四年以上工厂工作经历是评不上教授的。我想，随着我们国家科研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一些大学教授，这方面的要求必须要提高，这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教授自己对一些生产设备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他是很难对学生讲解清楚的。
第二，经过工厂锻炼，自身的管理能力增强了，也就是组织生产的能力。在济南化肥厂工作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成为一个生产线的值班主任，负责生产线的生产、协调供需等，干起来很顺手。但是如果没有一线经历的话，是很难从事管理工作的。
第三，在企业工作一定要有一个脚踏实地的作风。我们当时的工作环境是非常艰苦的，而且厂里同事的受教育程度、生活态度等相差非常大，有小学都没毕业的，有技校毕业的，有大中专毕业的，本科生很少。此外，在年龄上相差也非常大，有的50多岁了，有的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相互之间的阅历和工作经历相差比较大。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和人打交道，要有团队精神。尤其对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来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教授治校活跃创新氛围
清华还有一点是其他学校不具备的，就是教授治校，与西方国家高校类似。清华教授的日常行政工作、学术研究与学校的官方管理结合起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作为“教授治校”的概念，我认为不是教工治校，更重要的是骨干教授。
记者：1989年那个时侯，能分配去济南化肥厂工作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了，怎么又想到考研呢？
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吧。一是我觉得工厂的工作比较单一，仅仅是知识的使用，而没有知识的革新。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知识创新的，喜欢吸收新的知识，建立新的体系，但是这在工厂是不可能的，在工厂工作，基本上都是原来积累的知识不断循环使用，没有变化。另一方面就是当时经济不景气，也是对自己发展的考虑。1989年到1993年，我们国家正在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当时很多企业都关门了，工人下岗了，那个时候比现在这场经济危机还要箫条。很多人下岗以后，尤其是很多人全家都在一个厂工作，下岗之后全家人收入都没有了，也无医疗保险，冬天连炉子也烧不起，吃不上饭。尤其是一些棉纺企业，出口受阻，产品卖不出去，加上化纤工业的竞争，传统的棉布使用量大幅减少，垮掉了一大批。
记者：您先是在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硕博连读，毕业后去了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又到德国汉堡工业大学做了三年访问学者，2003年回来先是在中国石油大学工作，后来来到青岛科技大学。您上学或者工作呆过的这几个学校应该说国外国内、国内不同层次的学校都有了。您能结合自己这20多年的经历，从创新环境的角度对这几个学校做一下对比吗？
郭：去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青岛日报》约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30年，我与祖国同行》。在那篇文章中，我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给我自身带来的变化。我从农村出来，家是阳谷县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山东的GDP总量小，农村的生活水平较低。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话，我可能还在老家种地呢。从国家来讲，改革开放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打开了国门，中国能够和国际上的大国交往了，逐渐融入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去。
从小的方面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重新开始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考恢复，应该说给我们几代人创造了求学之道，创造了为国家做贡献的好机会，对个人来说，改变了我们几代人的命运，我们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受益者。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创新环境越来越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教师都没有出国经历，而现在出国都很普遍了。从我本人而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申请到政府设立的基金会的奖学金，同样，外国的基金会也不可能资助我，我也就不能出国留学做访问学者。
就创新环境来讲，清华大学的学术氛围是相当好的，这一点我印象非常深。清华全校有50多名院士，当然，国家对清华的财政投入很大，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近百年的一种积累，校风非常好，非常宽松。比如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周易》中的象辞，两条象辞经过梁启超先生诠释和发挥形成的。清华的学生比较务实，加上环境比较宽松，上至院士，下至学生，都可以自由讨论问题，这一点在国内很多学校是做不到的。还有清华和国际上的交往非常密切，几乎每个系每天都有外国的同行博士或者教授来讲学。在这个环境中，氛围越来越活跃，这就容易产生新的创意。清华还有一点是其他学校不具备的，就是教授治校，与西方国家高校类似。
记者：西方国家教授治校比较常见，我们国家在1949年以前很多学校也能做到教授治校。但是，今天国内一般的学校都做不到了，现在是行政治校。好像清华、北大也是这样吧？
郭：基本上是，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清华教授的日常行政工作、学术研究与学校的官方管理结合起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作为“教授治校”的概念，我认为不是教工治校，更重要的是骨干教授。清华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
我去德国得到了洪堡基金会的资助。洪堡基金会在国际上是非常著名的，它资助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学生到德国留学，一般是自由申请的，只要有博士学位就可以提出申请。评审在德国进行，特别公正。为什么说公正呢，因为申请人来自世界各地，那些评审团的教授不认识被评审人，就是背靠背的。这个时候就要靠实力了。咱们国家的“洪堡人”中，很多人后来名气都非常大，比如清华大学的校长王大中，他是第一批洪堡基金获得者。院士也很多，中科院路甬祥院长、李静海副院长等等。
记者：去德国留学，您外语学的是德语吗？
郭：是这样，西方国家非常强调文化输出，比如歌德学院。歌德学院一方面是扩大了德国的影响，实际上是扩大了德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德国人的价值观念也让你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我认为我们国家要想在世界上扩大影响，一方面要靠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要靠咱们的文化实力，靠文化强国，文化能取得军事和经济不能达到的效果。
到了德国以后，在不来梅歌德学院学了两个月多一点的德语，尽管时间比较短，但是我学的东西非常多。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做作业，一周一次考试。德国人非常认真，上课的时候，是那种圆桌，我们都围成一圈，要求学生轮流发言，每个人都要发言，强迫你学。我们主要是学一些日常德语，我的德语只能算是初级水平吧！但是当时我在歌德学院拿了个德语一级证书。
还有一点，你这一生一旦获得了洪堡基金资助，它就和你建立终生的联系，每年都给你寄一个日历本，这个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它还支持你继续深造，你想继续做研究的时候，它可以继续资助你。回国以后呢，它还有一些无偿资助，德国洪堡基金会无偿资助我两万欧元，资助我购买了一台Netzsch STA 409热综合分析仪。
近亲繁殖阻碍科技创新
国内不少高校有一个通病，就是近亲繁殖，一个学校的教师大部分都是本校毕业的，甚至还有一个研究所三代同堂的现象！我们知道，从生理角度，近亲结婚生出来的孩子容易出问题，同样的，学术上近亲繁殖也会出问题。
记者：刚才您说了清华和德国的情况。2003年回国以后，您先后在中国石油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工作，能简单谈一下吗？
郭：回国之初是相当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回来以后，没有相关的科研设备，也没有人员配备，仅仅是有一间办公室，剩下的就只有一颗脑袋了。石油大学在石油勘探和化工方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长期偏居一隅，学术环境有些闭塞，限制了这个学校的发展。
国内不少高校有一个通病，就是近亲繁殖，一个学校的教师大部分都是本校毕业的，甚至还有一个研究所三代同堂的现象！像这种学术队伍结构很容易形成流派，这个流派一旦形成，就对创新思想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极不利于科技创新。现在国内大学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创新，如果没有不同的学术思想进行碰撞，搞近亲繁殖，也不利于国家整体科技的发展。
在国外搞科研，非常忌讳近亲繁殖。我们知道，从生理角度，近亲结婚生出来的孩子容易出问题，婚姻法予以禁止；同样的，学术上近亲繁殖也会出问题。
记者：这也是个创新环境的问题。我看过一篇原科技部长徐冠华写的文章《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说硅谷最关键的并不是多么有钱，而是创新环境，聚集了全世界大量的顶尖人才。
郭：对，学术结构必须多元化。为什么美国、英国、德国的大学在国际上那么有名？因为虽然这个大学建在美国、英国、德国，但是它的人才是世界性的。很多国际性的著名大学，它们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国，如果空出一个岗位，全世界公开招聘。国内的大学也有这样做的，但是非常少。我们国家的大学国际化程度比较低，在国际上影响不大。就是清华、北大，外籍教授也很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真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还比较大。
中国大学目前的办学水平和国际上有差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才问题。教授应该是学校最活跃、贡献最大的主体。但是，目前国内的情况不尽人意。我现在给国际上16种科技期刊审稿，当了一种国际刊物和两种国内刊物的编委。国际同行之间的交往主要是靠文章，因为大部分同行一般都见不着面。一个教授，如果一辈子不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即便是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者，在国际上的学术界影响也是有限的。相反，如果一名三十来岁的博士研究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他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是我们中国的一些教授根本就没有国外经历，解决高校国家化程度低的问题难度极大。现在山大等重点大学招聘教师要求有一年以上的国外经历，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得到重视。
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缺乏新的技术革命的支撑
当然，金融危机一方面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企业倒闭、经济发展压力增大、失业增多等，这是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正面影响，就是给我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机遇。
记者：清洁化工一直是您的一个研究方向。我们都知道，化工行业是一个高污染的行业。关于这方面有相关的数据吗？
郭：就能源结构来讲，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的国家，煤炭非常丰富，咱们国家目前每年消耗量在22亿吨左右，按照这个速度，开采出来的煤可以用100年左右。但是石油呢，加上每年从国外进口的2亿多吨原油，可能也只能使用20年左右，天然气也就40年左右。这种能源结构决定了我们国家70%的能源来自于煤。然而，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合物，含有氢氧氮硫等，尤其是氮和硫，一燃烧就不可避免要放出三氧化物和硫化物，就会造成污染。以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节能减排”，但是现在，我认为一方面要提高使用率，另一方面就是要开拓新能源。对于减排，以前主要是指减氮氧化物、硫化物和颗粒，现在应该着重减排二氧化碳。
根据相关统计，2006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是62亿吨，美国是58亿吨。中国在国际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经很大了。因此，以后我们减排的重点可能要放在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上。
目前，我的研究方向有四个：清洁化工、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生物燃料电池、降解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记者：前些天，青岛市开“两会”的时候，您谈到当前的经济危机，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缺乏新的技术革命的支撑，而不仅仅是金融领域的问题。能具体谈一下吗？
郭：表面上来看，这场危机是金融领域的问题，是信贷结构失衡造成的，但实际上是产业结构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有大量的所谓韩资企业，听起来很好听，但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人家是看好了我们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前年有15万韩国人来到青岛，这15万韩国人来这里干什么呢？实际上真正搞技术的很少，很多就是生产、加工泡菜。经济危机一发生，这些韩国人都跑了，结果咱们的工人失业了，最后还是地方政府买单。其实，这些企业即使现在经济危机期间不倒闭，伴随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来迟早要倒闭。这种劳动密集型和地域性的产业结构必须调整。
再比如咱们国家纺织行业和钢铁行业，产量都非常大，但是咱们的产品中高附加值的产品很少。虽然我国钢铁行业产量世界第一，但是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特种钢铁种类偏少，创造的利润并不高。
当然，金融危机一方面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企业倒闭、经济发展压力增大、失业增多等，这是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正面影响，就是给我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可以借助这次金融危机，到国外去收购一些濒临破产的中小型企业。同时，以前外国有些产品不卖给我们，因为他们要保密，但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他没有市场了，我们可以进行采购了。此时，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技术直接买过来。如果政府运作有困难，那我们可以通过民间投资，或者是国有的大型企业，把这些小企业买过来，把企业买过来以后顺便把技术也带过来了，甚至把他们的技术人员也带过来了。
比如煤矿便宜了，我们可以用富裕资金到国外去买煤矿。再比如油矿、一些敏感的稀有金属等。政府去买，他们不卖给我们，此时我们就应该鼓励民间投资。
记者：关于政府准备两年内投入4万个亿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您怎么看？
郭：我觉得拉动内需，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国有八九亿农民，大部分农民还是在农村。这部分人口袋里没有钱不启动消费，经济怎么增长？城镇市场是非常有限的，现在城市对一些产品的需求已经饱和。比如电脑、汽车等，城市消费不能无限增长，下一步必须卖给农民，这才能拉动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
还有，根据西欧和美国的经验，一个国家要真正的发展，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中国贫富差距已经比较严重了。增加农民收入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措施。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就包含了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一部分人每天都是高消费，另一部分人肚子都填不饱，有人办一场婚礼要花几百万，有人得了病还没钱看，这样的社会难说公平。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人得了重症，那么这个家庭就完了，他整个的亲戚朋友也都给拖住了，因为没有保障。
在中国搞科研就像长跑一样
在我们国家搞科研，因为教授没有固定的科研经费，每年就像长跑一样。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那个时候的梦想都是一些基本的需求，特别想吃上馒头或者变成一个工人。
记者：您2008年11月获得了一个大奖，就是中国颗粒学会青年颗粒学奖。能简单谈一下颗粒学的情况吗？
郭：颗粒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到化工、材料、冶金、能源，甚至环境学、气候学等很多领域，由大量的基础科学和许多相关的应用技术组成。颗粒学研究包括颗粒的测试和表征，颗粒（包括超微及纳米颗粒）的制备、分散、表面改性和应用，气固、液固、气液固流态化及其应用，多相分离以及气溶胶等，对能源、化工、材料、石油、电力、轻工、冶金、电子、气象、食品、医药、环境和航空等领域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颗粒学会是一个著名的国家一级学会，在国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颗粒学奖是前任理事长郭慕孙院士设立的，目的是奖励在颗粒学领域作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
记者：目前的科研经费情况怎样？
郭：全部科研经费在250万左右，实验室建设有200万，应该说够用。在我们国家搞科研，因为教授没有固定的科研经费，每年就像长跑一样。
记者：您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吗？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梦想？
郭：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那个时候的梦想都是一些基本的需求。那个时侯，工人和农民的差距比较大，特别想吃上馒头或者变成一个工人。小时候要说理想非常明确不太现实。但是后来从事科研工作以后，目标就确定了。
记者：结合实验室和团队，您认为怎样去塑造一个创新环境？
郭：我们这个实验室有一个非常宽松的科研环境。比如我们的研究生提出新想法，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大力支持。我们给研究生的经费也没有限制。从2006年3月泰山学者团队建设以来， 我们已经在国际化学工程期刊上发表了26篇文章，其中在国际重要化学工程期刊《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Chemical Engineering & Processing》发表了10篇文章。如果研究生发表了文章，我们给予奖励。我们有一个硕士研究生在美国《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科技大学化工学院历史上只有一个教授在上面发过一篇文章。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创新性培养成效突出，从2005年起，实验室有3名研究生获得了省级研究生创新成果奖和研究论文，实验室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有两名本科生获得了山东省优秀学士论文。鼓励学生在国际刊物上发文章，让他们到国际赛场上去竞争。同时，我们选择的课题也都是和国际同行接轨的。
我们强调本科生也要创新，工作人员也要创新。我要求他们每年都要发表文章，要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我说你一定要在反应工程领域或者其它某个领域有创新性的、系统的研究成果，要做出影响来，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